

编前话:7月1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工律师,因病医治无效于我省蚌埠市驾鹤西去,享年87岁。1988年,王工律师于安徽执业期间,成为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安徽律师,也成为第一位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即席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律师协会综合编辑此文以此纪念王工律师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所作出的卓著贡献。

在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照例问道:“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有位律师代表马上举手站起来说:“我要发言,各位代表,请允许我遵循选民意愿,分别对有关报告的决议简要陈词。”28年后的2016年7月19日14时,这位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王工律师,因病医治无效于安徽省蚌埠市驾鹤西去,终年87岁。
王工,本名兆晃,1929年出生于湖南沅江。1949年参军后改名王工,曾任《人民海军》杂志编辑、记者。1957年,王工转业至安徽蚌埠,后被打成右派,1963年平反。1978年,调入安徽省蚌埠法院,从协助校对、书写判决文书开始,年届五十的王工与法结缘。1979年,王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执业律师。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王工首先在淮河流域办案,因攻克“疑难杂案”而声名鹊起。此后,他被聘为国家水利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法律顾问、中国水法研究会研究员,活跃在各大江大河流域。不久,王工相继被选为所在区、市人大代表。1988年,安徽省开人代会,60岁高龄、临近退休的王工高票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3月来到了北京,伴随着王工走进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律师行业也开始进入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我要发言”,神圣呼喊
王工被人熟知,是因为他的三个“第一”,他是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第一位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即席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最早提出《律师法》立法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王工与河南的梅养正、山西的晋辉和香港的廖瑶珠一同成为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从3月24日至4月13日,历时20天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而在大会会场连续4次即席发言的王工,成为那一届人代会最闪亮的记忆。当时的《红旗》杂志这样评价:“‘人大’被讥为‘橡皮图章’、‘表决机器’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人们心目中的‘两会’形象比以往高大丰满得多了。”王工的即席发言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王工等32名代表建议制定中国《律师法》。
按照当时的大会规则,闭幕式上人大和“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分别结束时,大会的执行主席都会照例询问一句,是否有哪位代表对刚才的工作报告有意见。只是这个规则虽然设立了很多年,但基本上都相当于新报告开始前的过渡语。可1988年的气氛有些不同。王工到北京后,很快认识了香港的廖瑶珠和其他一些代表,也辗转听说,“廖瑶珠他们打算在大会上发言”。王工很有些震撼,也暗暗下了决心,“香港的律师都要发言了,那内地的律师更不能当哑巴”。而且他觉得,自己和廖瑶珠他们比,有“地理条件上的优势”。他指的是座位,开会时候,王工的座位在“第三排靠左边的地方”。因为安徽团里的代表座位按笔画排序,除了一位姓丁的代表,就是他了,这是王工“占了姓名的便宜”。那时候各省代表团的位置,则是按拼音排序,从左到右,依次形成纵列。安徽团自然排在了最靠左边位置。王工记得,“当时钱其琛就坐在左边第一排”。
那是一种内心紧张而又期待的独自等待。那一年闭幕式上,政府工作报告结束后,大会主席习仲勋照例问了一句:“哪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有意见?”王工马上举手站了起来,他就想赶在其他代表前面。他的发言是精心准备过的,他知道,这样的即席发言“只能讲几句,讲核心,戛然而止”。那一天,他用略带湖南口音的高亢嗓门说出来的话,令一代法律人备受鼓舞:“各位代表,请允许我遵循选民意愿,分别对有关报告的决议简要陈词。先对政府的三个报告的决议讲几点:第一,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法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做带头宣传宪法、遵守宪法,保证宪法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范,我们的口号是:‘宪法神圣!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利益!’”
偌大的会场上,没有麦克风的发言,主席台上其实根本听不清楚。更重要的是,那天站起来即席发言的人,除了王工,还有其他人。在王工的叙述里,那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记者们就在会场里”,“看到有人站起来发言,就奔着各自关注的目标围了过去”。闭幕式上,4份工作报告的结束间隙,一共有7人次的即席发言,而王工一个人就占了4次。除了“宪法神圣”的呼声,他还有3次即席发言。在人大工作报告结束后,他说:“国家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真正成为权力机关。”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之后,他建议公开复查两个案子,“江西徐长根等7人故意杀人案”和“江苏省徐州电业局韩庄发电厂水资源费案”。在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之后,他又提出了“辽宁台安三律师案”。他说,“实事求是,是真理就坚持,是错误就随时修正”。
平反冤案,维护正义
众所周知,冤案申诉是最难啃的骨头。通过1988年的即席发言,王工意识到了人大代表声音的分量。他提出的那3个案子,会后迅速得到了复查和纠正。“徐长根杀人案”中,被误判死刑的改判成了无罪,“水资源费案”的纠纷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尤其是“辽宁台安三律师案”,这案子当年很出名,彭真称此案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宪事件”。辽宁台安律师王百义、王力成、王志双因为进行刑事辩护,1984年被违法逮捕,其中王力成先后两次被捕入狱,著名律师张思之为之辩护,但1988年此案还是没有得到纠正。还是王工的即席发言,推动了此案解决。《人民日报》两次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在全国维护律师职务权益经验交流会上也指出:“王工律师对‘三律师案’提出的意见,引起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和高检重视。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教训是深刻的,要很好地记取,也说明了检察机关尊重律师,听取律师意见的重要性。”
王工律师经常为一些冤案申诉、跑最高检、最高法,在律师座谈会、新闻发布会上,向同行、记者讲述案件过程和诸多疑点。庭审结束后,他还会给法官、检察官邮寄材料,希望能推动冤案的早日平反。到了83岁本该弄孙含饴颐养天年的时候,王工仍为当事人奔走呼号。之后,王工由于身体原因,才离开北京,回到了老家蚌埠休养。
对于冤案,王工曾表达“宁可错放,不能错判”的观点,“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事后还可以再逮;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自学成才,为法求索
王工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5年间,共提出各种议案300多件,其中包括要求制定《律师法》、《控制吸烟法》等,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提出议案最多的代表之一。1992年3月18日,他把有关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和百份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会议议案组,这份名为《建议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王工的赫赫有名,让外界很多人都认为王工是科班出身,很早就涉及法律领域。但其实,王工真正有机会接触法律,是在1979年。时任蚌埠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李奉山点名把他从六中调到中院。这一年,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颁布,法制建设初露曙光。而王工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可以过“有饭吃,有工作做的生活了”。
已经50岁的王工,要从零开始,学习做一名律师。他的学习,“从看法院张贴的杀人布告开始”。他也负责纠正案例卷宗中的文字错误,“当时的判决书老是闹笑话,错字不少,语句也不通顺”。在没有专业法律教材的年代,卷宗和判决书,都成了他的自学教材。他也很快成了在法院里“坐堂办案”的律师。那是个特殊年代,律师奇缺,最初蚌埠市就只有王工和夏桂涛两个人,后来也不过三五人。他们不用为案源发愁,案子会自动找上门。但也因为如此,律师们需要把各种案子“一锅端”,不管民事还是刑事,没有什么专业区分。遇到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案件,“只能抠政策,讲道理,甚至把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司法经验、调解经验都用到法律实践当中”。
王工在蚌埠慢慢就有了名气,成为安徽省淮河修防局的法律顾问,接触到了一系列与水相关的麻烦案件,也成了那个年代著名的“水律师”,先后担任水利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法律顾问,以及中国水法研究会理事。由于水利工程涉及民房搬迁、各个省份的水源分配等,纠纷多,官司复杂,当时律师比较少,“因为我胆子大,又说真话,找我的人特别多,就出名了”。
让王工一战成名的,是淮河流域著名的“二陈案”。1981年7月,安徽省公布实施《长江淮河河道堤防管理办法》,严禁在淮河干流和与之相接的河段堤防上盖房。正在泉河大堤上盖房的阜阳市居民陈子抗兄弟却置若罔闻,修起了7间砖房。事情逐步升级,市里责成公安干警强行拆除违章建筑。但二陈以老母亲的性命相要挟。事情闹到法院,一审判决限二陈于判决生效15天内无偿拆除,二审维持原判,但判决迟迟执行不下去。小小的案子,水电部曾发出专函,省委、省政府、省高院、省公安厅等15位省厅级干部,曾做过亲笔批示,省政府曾专门组织调查组前往阜阳催办此案,结果都没能解决。看完卷宗材料,王工的倔劲上来了。在调查取证后,他把自己反锁在省水利厅客房,据实以编年体形式写成《一宗破坏淮河的“胡子案”的调查报告》,送往北京。5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批复,10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做出了批复。治淮工程中的这颗“硬钉子”,终于被拔了出来。此后泉河大堤相继出现190间违章建筑,也得到了彻底清理。
王工的足迹,随着他的案子,遍及各个江河流域。1989年退休之后的20几年里,他也闲不住,挂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下当律师,继续接案子,为一些特殊案件鼓与呼。2010年,王工找到一位同是律师的小老乡,在他的帮助下开通了一个博客,他要在网上写文章。“他说生命有限,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多写一些有关法治事件的文章,来推动法治进程。”在王工名为“耄耋律师法治梦”的博客上,一共有200篇日志、106篇评论,内容涉及中国法学教育、个案公正、律师权利保障、国家立法。
王工只当了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没有用这身份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权,60岁照样退休,退休金如今也不过3000元。但王工对这些都不在意,60岁之前的他,已经遭遇过太多的命运坎坷,他唯一会感叹的是“时间太不够用”。动荡的时代剥夺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能够专心投入一项事业的时候,已经50岁,于是总恨不得“1天当成20年来用”,退休后也无法闲下来。他这样总结自己,“50岁学法律,80岁尤执业”。他一直记得的是当年陶龛学校的校训,“血性”,做人要“诚和愚”。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但是工字上面不出头,所以我不能为士,成不了硕士、博士,当不了大学者;工字下面不出头,我也当不了官。”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信条。
7月20日,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对外发布讣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工先生于2016年7月19日尊重王工先生之生前遗愿和家属意见,丧事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火化入土为安。王工律师虽驾鹤西去,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在,他的德泽光辉永存,他为中国司法的进程作出的功勋将永垂不朽!